陈永森 | 关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五个问题

2021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笔谈

关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的五个问题

陈永森

陈永森，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点带头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长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独著和合著8本，多项成果获教育部和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FJ2020MJDZ019）。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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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三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专题论坛之一，我们在此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解答好这一问题离不开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念及其践行等具体议题的系统分析和创造性阐释。结合各位专家的发言，我就如何理解这一命题中的五个相关概念或问题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希望借此推动学界对于这一议题的讨论。

 一是要明确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发展目标。从生产力发展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我国还处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从最初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到后来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再到21世纪初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所确定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安排，是一个既不断与时俱进又始终如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当然，从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层面来看，我们如今要继续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修饰限定语，“现代化”则是中心词，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核心是工业化。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还要积极推进全面的、协调的、新型的工业化，或者说，今天的现代化应该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为基础或标志的工业化与高质量发展。因而，必须明确，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要否定现代化或工业化，而是要实现现代化的生态化，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如王青教授在会议发言中所指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有助于不断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态环境基石，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是要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首先，我们不能追求人与自然对立冲突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在征服、控制自然的理念指导下进行的。这种现代化必然会导致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消失、全球气候变化等等问题，是不可持续的。面对当今世界和我国自身的巨大生态环境压力，中国已经不能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老路了。其次，我们也不能走人与自然和谐的非现代化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的发展目标与西方某些环境主义思潮的主张不同，既不美化或留恋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也不走不问增长但求“生态”的“稳态经济”模式，更不认同接受“但求可持续不问发展”的欧洲绿色左翼的“去增长”理论。因为，我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仍然是我国较长时期的发展战略目标，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推动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保护好国内外的生态环境。最后，我们还要尽力避免走向人与自然不和谐共生的非现代化之路。很显然，如果只求经济增长而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自然条件持续恶化，现代化梦想也随之破灭。排除了上述三种理论或实践结果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了。

 三是全面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身就是指合乎生态的，乍看起来，这与“生态现代化”没什么不同。但正如张云飞教授发言中指出的，二者存在着价值取向、语境、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上的根本性区别。概言之，生态现代化是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自我革新，因而是一种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理论（构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对此的认识完全一致。比如，日本学者长尾伸一教授所做的发言就表达了他对生态现代化理念或模式的肯定态度，他甚至建议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生态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实际上，2019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日比较视野下的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座谈会”上，长尾伸一教授就对此做过详细的阐述。他还特别指出，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原初意义上致力于经济与环境目标双赢的生态现代化理念已经提升为包含全球性环境保护和关注民众福祉的“生态福利国家”理念。而郇庆治教授在点评中也指出，我们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念和战略在当代中国的绿色话语体系构建（同时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中发挥着不容否认的促进作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都或多或少与生态现代化理念存在关联。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生态现代化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之间的意涵区别与联系。生态现代化话语尽管也要求进行结构性、制度性变革，但总体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之内思考问题的，而如果撇开制度层面上的分野，我们还是可以从生态现代化理念或政策中获得某些借鉴。生态现代化所追求的非物质化、绿色化、生态化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强调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与我们的许多主张有契合之处。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与之进行对话，并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

 四是要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蕴含或基于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需要或离不开集体主义、整体主义、共同体主义的价值理念，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尊崇的个人主义。陈学明教授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会创造一种人类文明形态”为题的发言明确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走出个人原子主义”，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从纯粹个人主义出发尤其是从个人物质利益出发，为了私人利益而结成集团乃至霸权国家，形成超强的人类力量去无止境地开发和占有自然资源，势必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报复。为此，我们需要共同体思维，在国际层面，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丽地球；在国内层面，要从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善待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形成的生命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五是要历史和全面地看待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就目前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还赶不上欧洲一些国家，同时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并不影响中国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地位。美国学者撒万土教授在会议发言中强调，欧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的现实改善与转移污染有着密切关系；尽管今天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如果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和投资量都计算进去，那么中国的碳排放量是明显少于数据显示的。长尾伸一教授则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要看当前的排放量，还要看历史的累计排放量。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生态环境确实不错，但它们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中国生态环境治理还面临诸多问题，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积累了诸多成功的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可否认，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从萌芽起步到蓬勃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引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谈判与政策落实。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还面临着严峻的生态挑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成为世界“引领者”。成为“引领者”未必要求当下的生态环境质量最优，理念最好、工作最努力、方法最得当、进步最快、成效最显著等也都是重要条件。正如陈学明教授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对生态环境问题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高度关注并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在环境治理上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美丽中国的雏形已经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写入宪法和党章；中国的制度优势确保顶层设计有方，各级政府执行有力，监督到位，如此等等。在碳中和目标及其实现上，尽管西方多数国家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而我们的承诺是2060年，看似迟了一点。但是，我们要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还要满足国民包括物质生活在内的美好生活需求。因而，“3060目标”，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相比多数发达国家的60年到70年，实际上要短得多。除此之外，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已是全球第一，人工林面积稳居全球第一。因此，中国作为世界生态环境治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实至名归。

  （责任编辑：林日杖）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创刊于1956年，是福建省最早创办的高校学报之一。目前为“中文社科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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